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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师文静

近日，著名作家、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的新作《故宫文物南迁》出版，该书选取了故宫文物南迁这段故宫历史上最为惊心动魄，也最为可歌可泣的一段历程，以翔实的考证还原了历史原貌，将有关的历史中人化为鲜活的文学形象，为读者留下了难以替代的感性认知。

祝勇是现时意义上、故宫中的人。多年之前，他因缘际会之下来到故宫工作，由此缔结了和这座城之间深入血脉的联系。这一次他试图打捞起故宫里那些离我们更近的人与事：1933年，山河破碎之时，为防日寇劫毁，以易培基为首的故宫人立下“人在文物在”的誓言，押运19492箱故宫文物伶仃上路，时延十数年，地迤万余里，辗转颠沛，备尝苦辛，1950年 —1958年，8000 余箱文物重返北京。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文物损失惨重，唯故宫文物损失甚微，浩瀚的皇家典藏在中国大地上经历了难以想象的颠沛流离，也硕结了超越器物之上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2023年是故宫文物南迁启程九十周年，九十年前的那段岁月算不上遥远，但毕竟时空环境都已变化，我辈如不努力，不去找回正在流失的记忆，那段岁月，就将隐没于历史的黑洞中。”祝勇怀着这样肃穆的心情写下了新书《故宫文物南迁》。

当人们为故宫文物南迁所创造的奇迹唏嘘不已时，故宫人往往是最平静的，只淡淡一句：“文物有灵。”然而，他们的血泪与牺牲却是那样的真实：第一任院长易培基先生，在南迁途中含冤而死；故宫员工朱学侃先生，为转移文物而献出生命；而那志良、庄尚严等人，在把文物运出紫禁城的一刻，断然不会想到他们此行的终点在哪里……

正如祝勇在《故宫文物南迁》后记中写道，“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前辈们的使命是在迁移中保护这些价值非凡而又无比脆弱的文物，他们不仅要面对天上的敌机、地上的枪炮，还要面对急流险滩、火灾水患，以及疾病和饥饿的侵袭，更不用说在污浊黑暗的政坛上，还有各种明枪暗箭引而待发。总之，几乎人世间的所有艰难，包括战乱、饥馑、疫病、大自然的灾患、官僚系统的肮脏腐烂等，都一股脑儿地抛到他们的世界里，沉甸甸地压在他们身上，要他们肩扛起来，也反过来映衬了他们的伟岸。他们不仅要有气吞山河的勇气，更要拥有具体而微的操作能力，以确保南迁进程的滴水不漏、稳健无虞……正是这些艰辛，锤炼了故宫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品质，铸就了故宫人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

在作者的笔下，既有“四库全书”、“快雪时晴帖”、“陈仓石鼓”等故宫珍宝的前世今生，也有波澜壮阔的“故宫盗宝案”、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中国文物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武庙大火等大事件的跌宕起伏，这就使得《故宫文物南迁》不仅仅拥有非虚构文学的扎实厚重，同样也有小说散文的趣味盎然。翻开书可以看到，祝勇的书写明显采用了小说或影视经常会使用的表达方法，如讲故事、场景转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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