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一开始就非常明确，要把《封神》做成神话史诗。

自周始“敬鬼神而远之”，王权取代了神权，因此我们没有走向宗教国家。对历史阐述的权力归王权，导致我们没有史诗。有神话而无史诗，怎么做神话史诗呢？需要学习西方这方面的作品，然后做本土化改造，和中国文化结合起来。

一般电影里的故事和情感撑不起史诗这个类型。史诗故事必须是宏大的、关乎所有人命运；并且它的情感要足够普世、所有人都能理解。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要在中国文化里找到一种元素，把它拿给西方观众看，他们也能看懂。这种元素就是家庭。家庭不仅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也一样。在《封神》里，最终选择聚焦于两个家庭，文王姬昌一家与纣王殷寿一家。最终武王姬发打败殷寿，既是朝代的更替，也是信仰的更替。这足够宏大，也关乎所有人命运。

（评：这个角度非常了不起，可以说是我们文化的寻根之旅。一般我们认为儒文化可以代表我们，实际上被后世奉为圣经、刻板解读的儒文化并不是我们的源头，我们真正的源头是周的建立。姬昌认为殷商的人祭惨无人道而决心反商，这源自一种非常朴素的、普世的、善的信念，这种信念也成了后世中国的道德与伦理基础）

但“你是谁的儿子不重要，你是谁才重要”这句话非常现代，强调个人而非家庭关系，这样才能让现代观众认同。这涉及分寸的拿捏，既要有传统的底色，又要有现代的价值。

反商是一个动作、一个变化，其根源是人的变化。《封神演义》非常讲宿命，对电影来说，讲述英雄觉醒和成长的故事比服从宿命安排更有感染力。因此电影以姬发为主角，并且将他设计为一个自幼身处朝歌、崇拜殷寿的质子。这样三部电影主线就是姬发的英雄之旅，同时姜子牙不再是最重要的角色。

在我们的文化中，英雄不必是能力上的强者，而是有信念的人，能够让人追随他、相信它；并且英雄不是受人启发成了英雄，而是由形势造就（此处联动《沙丘》：“伟大的领袖不是天生的，而是当使命召唤时，他会挺身而出”）。

姜子牙在原著里的形象其实跟《封神》更接近，“仙风道骨”反而是现代一些电影电视的改编。我们的文化里没有类似甘道夫这样的引领者，所以《封神》里姬发的觉醒和成长没有受到姜子牙引导或启发；且姜子牙自己虽然信念坚定，但行动比较迷茫，经常犯错。

《封神演义》和《武王伐纣平话》只是创作时的参考，它们都不是神话史诗，不能受它们限制。

历史上的姬昌是个处心积虑的人，演义里他是在知道肉糜是伯邑考的情况下主动吃的，电影剧本把这些改了。传统故事喜欢讲权谋，但权谋故事一方面与史诗的基调不符，另一方面需要长篇累牍才能展开，不太“电影”。

其他角色也有定位上的改动。像殷寿和苏妲己，首先苏妲己不能是“红颜祸水”，得让殷寿做大反派，这才符合现代价值观。大反派怎么刻画呢？食色之欲、甚至昏庸暴力都不够，需要展现他内心的残缺、极度自我中心、无视一切规则。

中国神话里，人、神、妖是混居的，没有清晰的界限，人对神和妖也没太明显的敬畏，宗教也非常世俗化，人对宗教的诉求是实用。所以会有申公豹头被人踢飞、昆仑三人组被人类围攻的情节（顺带一提，按编剧解释，哪吒和杨戬之所以总是一起行动，是因为哪吒缺根筋、不靠谱，需要杨戬看着他）。

姬发开场旁白、姬发与哥哥对话等私人场合下的语言比较现代、日常，而公共场合的对白则文白参半。前者让观众更容易代入角色，后者让观众更容易代入时代。

导演对三部电影的要求是，三部在一起是完整的故事，但每部也独立成章，可以单独拿出来看。这在创作上也是一个难点。

商的故事，与三国或明清的故事有什么区别？一方面，由于缺乏史料，它神秘、有遐想空间，可以与神鬼纠缠；另一方面，作为早期文明，它原始、生猛，散发着野性魅力。《封神》比较好的抓住了这些特质，这让它与众不同，与以前所谓“古装片”有本质区别。

全新的创作，尤其打破既有认知的创作，必然会给观众带来陌生感。只有当你跨越这个障碍、接受它，才能获得最完美的体验。我又想到《沙丘》，我第一次看感觉音乐有陌生感，但我能理解汉斯季默的用意，于是二刷时放空脑袋去感受，就觉得体验非常好。

主创们在写剧本之前，曾花费数月时间与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等开会，这说明他们的目的不只是写个好故事，因为那犯不着这么大费周章。创作的真正困难在于，怎么让故事能够超越时间与空间，能够被不同文化背景、一代又一代人接受。“神话史诗”这几个字分量可不轻，而《封神》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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