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已呈现趋势性好转，进入加快复苏的轨道，但对经济恢复面临的复杂性仍然要有足够的估计。3年的疫情冲击，不可能一日修复，经济恢复也不能走老路。要将经济修复的过程转化为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过程，来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好转，开启新一轮增长周期。”5月20日，在2023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表示。

王一鸣认为，当前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好转，需要保持必要的宏观政策力度。目前，中央政府负债水平相对较低，可适当加大财政政策的力度，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资料图)

货币供应量增大可能会导致信贷资金在少数优质市场主体形成内循环

当前，国内需求不足仍然是突出矛盾。

王一鸣指出，从宏观上看，需求不足主要表现为需求恢复明显滞后于供给恢复，造成部分产业领域供大于求，企业去库存的压力增大；在微观层面，3年疫情冲击下，居民和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受损严重，在资产负债表修复前，居民消费往往更趋谨慎，企业投资意愿和风险偏好下降，甚至还会缩减需求，尽可能将现金流用于偿还负债。

在王一鸣看来，微观主体行为从追求收益最大化转向负债最小化，而资产负债表的修复从收缩向扩张的转换需要足够的时间。因此，对经济持续恢复，既要增强信心，也要保持耐心。

首先，资产负债表受损，导致居民消费走弱；其次，资产负债表受损，导致企业投资意愿下降；第三，资产负债表受损，导致储蓄意愿增强和信贷需求下降；第四，资产负债受损，增大了价格下行压力，居民和企业部门缩减需求，对价格水平会形成抑制。

王一鸣认为，需求的持续恢复有赖于资产负债表的修复，这个过程取决于市场主体的自我修复能力，也取决于政府的政策支持。那么资产负债表的修复从流量上看，居民部门主要取决于收入的增长，企业部门的修复取决于企业盈利水平的改善。从一定意义上说，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既是市场恢复信心的重要条件，也是市场信心恢复的重要标志。

从宏观政策看，在资产负债表修复前，企业和居民部门往往尽可能将可支配资金用于削减负债。

王一鸣认为，在此背景下，即使货币政策能够提供充分的流动性，但是企业和居民部门新增信贷需求仍然不足，货币供应量增大，可能还会导致信贷资金在少数优质市场主体形成内循环，因此应该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总体上看，中央政府的负债水平相对较低，可适当加大财政政策的力度，加大对小微企业的疏困支持，包括对房租和水电费支出给予适当的补贴，帮助小微企业恢复元气。”王一鸣称。

宏观政策要以提振社会信心、改善市场预期为重要前提

当前，中国经济已呈现趋势性向好的态势，但一季度GDP 4.5%的增速仍然低于上年一季度4.8%的增速。根据往年一季度GDP对全年GDP的贡献率测算，在一季度GDP增长4.5%的情况下，要实现全年5%的目标，后三个季度累计需要增长5.1%以上，这仍然需要付出努力。

王一鸣认为，当前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好转，需要保持必要的宏观政策力度，但宏观政策有效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要以提振社会信心、改善市场预期、增强内生动力为重要前提。抓住经济加快恢复的窗口期，切实回应市场关切，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让过去3年被疫情抑制的发展动力充分迸发。

在具体对策建议方面，王一鸣认为，一是，当务之急是加快恢复和扩大消费需求。

王一鸣表示，过去一个时期，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政策重点多以扩大投资为主，并形成了一整套引导地方政府和企业扩大投资的政策框架和工具，但扩大消费的手段和政策工具较为有限。随着扩大投资空间收窄和边际效益的下降，扩大消费对经济持续恢复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所以需要创新扩大消费的政策工具，完善扩大消费的体制机制，释放消费需求的潜力。

王一鸣认为，当前，扩大消费的重点是在供给端加大对优质房地产企业融资支持的同时，更要在需求端推进房地产市场的恢复和销售回暖。要因城施策支持刚性、改善性住房需求，研究出台松绑需求端的限制性措施，并适当降低按揭贷款利率，来促进房地产市场的销售回暖。

同时，还需要研究松绑一些大城市汽车限购的措施，通过扩大城市路网来缓解用户压力。增加教育、医疗中高端服务的供给，满足多层次的消费需求，使消费潜力能够充分释放出来。

二是，提振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信心。

当前，市场预期总体改善，但受疫情冲击较大的民营企业信心尚未完全恢复。今年前4个月，民间投资同比仅增长0.4%，这表明民间投资的信心仍然不足。

王一鸣认为，要采取务实有效的举措来调动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积极性。对于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来说，政策的稳定性、营商环境的公平性、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的保护是最主要的三个因素。

在他看来，提振信心，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继续优化完善助企纾困政策，引导金融机构继续加大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帮助量大面广的小微企业恢复元气。

此外，要全面梳理涉企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清除有碍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障碍和隐性的壁垒。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完善各种所有制经济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制度环境。纠正利用行政或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的方式，让民营企业家心无旁骛，创新创业，不断焕发生机活力。

第三，有效扩大社会投资。

“当前，稳投资的关键还是调动民间投资的热情和积极性。针对当前民间投资比较低迷的情况，要下决心放宽市场准入，真正解决明放暗不放，虚放实不放的问题，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项目建设，激活民间投资热情。”王一鸣称。

第四，激活经济增长新动能，坚持包容审慎监管，推动平台企业规范健康发展，鼓励头部平台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在更多硬科技领域加大研发投入，鼓励平台企业参与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培育发展智能工厂和5G+工业互联网等新兴制造模式，继续做强做优光伏、风电动力电池等产业链供应链，巩固和扩大新能源汽车发展优势。

近几年，受疫情反复、全球供应链调整等因素影响，外商投资向外转移时有出现，一些参与全球供应链分工的企业外移的压力增大。

基于此，王一鸣认为，要促进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着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大知识产权和外商投资合法权益保护力度，提高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增强外资企业对于中国营商环境的信心，加强与外资企业的沟通交流。

最后，王一鸣建议出台一批提振信心的改革举措。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最为重要和迫切的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要推动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数据等要素优化配置，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包括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畅通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渠道，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疏通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建立健全数据流通交易规则，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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