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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光明日报报导，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20世纪以来的吐鲁番学，与敦煌学一样取得丰硕成果。吐鲁番出土文书及其他资料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对于深化吐鲁番历史文化、各民族的交流融合以及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一

吐鲁番学的故乡在中国。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世界各国探险家对吐鲁番的关注甚至肆意掠夺，吐鲁番学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性质。俄国的科兹洛夫等人在吐鲁番探查130个佛窟，发现了佛经写本、回鹘文写本；德国的格伦威德尔、勒柯克在吐鲁番的高昌故城、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吐峪沟等遗址发掘调查；日本的大谷光瑞探险队在吐鲁番胜金口、交河故城遗址和阿斯塔那古墓群进行发掘，小田义久完成了四卷本《大谷文书集成》编纂；英国的斯坦因进行第三次中亚探险时，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割剥壁画100余箱，在阿斯塔那墓地发掘34座墓葬，其中21座墓葬出土了北凉、高昌国等文物文书。这些行为对吐鲁番地区的文物造成很大破坏。同时期，世界各国的汉学家纷纷对相关出土文物和文书开展研究，促进了吐鲁番学的成长和发展。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黄文弼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在吐鲁番展开考古研究，他以“一记二集”（《吐鲁番考古记》《高昌砖集》《高昌陶集》）奠定了中国吐鲁番考古学的基础。1959—1975年，为配合农田水利建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对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葬群进行13次发掘，发掘墓葬456座。之后，吐鲁番地区文物管理所在阿斯塔那零星发掘墓葬多座。1980年10月至1981年7月间，吐鲁番地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对柏孜克里克部分洞窟进行清理，清理出一千余片古代文书。这些都是吐鲁番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国内外学术界围绕出土的吐鲁番文物、文书开展了集中研究，发表了大量成果。

二

21世纪以来，自治区考古所和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共同发掘洋海古墓，揭示了吐鲁番盆地从史前到曲氏高昌时期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2003—2005年，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对交河故城沟西墓地、木纳尔墓地、巴达木墓地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获得一批重要文物、文书，整理出版了《新获吐鲁番出土文书》，时代跨度从阚氏高昌到唐西州时期。

加依墓地是近年吐鲁番发现和发掘最重要的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的古代文化遗存，同时也是一处公元前8世纪至前5世纪一直延续使用的古代公共墓地，从物质文化面貌、葬仪、葬俗上看，加依墓地均与洋海墓地的主体文化面貌一致，同为苏贝希文化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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