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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马兵

王筱喻的《天下大同》，由点及面，以小见大，兼具历史纵深和现实关怀地展示了儒学发源地山东贯彻“两个结合”、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诸多实绩，记录了数位矢志不渝扎根大地的当代儒者，呈现了新乡土儒学的发荣滋长，是一部立意高远、取材别致的报告文学。不过，作者在写作时并不自囿于报告文学的文体界限，其打破时空、形散神聚、思路纷纭、跳跃性强的写法，让其带有很强的思想札记色彩。

《天下大同》

王筱喻　著

作家出版社

作者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的角度，体现了对儒学之当代命运的思考。《天下大同》的“天部”每一章的开始，都有一个“历史镜头”：第一章是孔子慨叹不复梦周公，第二章是梁漱溟在邹平展开乡村建设的情境，第三章是韩愈流放著《原道》。这些“历史镜头”不但赋予了作品内在的历史坐标，更重要的是，它还代表了作者对儒学以仁学为核心的哲学智慧，及其在现实层面价值的深刻体认。在行文中，作者多次反思20世纪以“批孔”为核心的文化批判的片面性。不可否认，孔子思想距今已两千余年，且在漫长的阐释过程中，融入不少有悖于孔学初衷的内容，在历史的现代转型中起过消极作用；但同样难以否认的是，孔子思想中包蕴着极为丰富的智慧，其所表现出来的对于人类生存的悠远的人文关怀和伦理思辨，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思想建设，乃至世界性的人文主义的文化建构中，自有其无与伦比的意义。《天下大同》三个历史镜头所定格的瞬间，固然有着巨大的沧桑感，但也彰显了一种百折不挠的文化主体性，正是这一文化主体性，保证了中华文明得以延续而不中断。

作者突出了儒学的实践性及于当下的意义。《天下大同》一面从“道统”的意义上阐释儒学复兴的必然和必要，另一面则聚焦许嘉璐、杨朝明、赵法生、高述群、王学典、杜泽逊、王殿卿、颜炳罡、刘示范、郭齐勇等致力推行儒学的学者和官员，借以展现儒学在当代公共实践层面的扎实修为，也展现了当代文化建设中儒学资源的不可替代性。所谓“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儒学素有关注人在现实世界中的生活和实践行为的诉求，强调人伦日用，重在躬行践履，可谓以“落地”的形式来“登峰”。学者杨念群在解释“儒学地域化”的概念时，曾指出，儒学富有魅力之处恰恰在于其具有解决实际世俗事务的能力，儒学在宋代以后出现了一个“地域化”的过程，“这种地方性的儒学并非完全是碎片化的，而是拥有一些共通的准则，但由于中国自古领土广大，儒学往往是在地区具体历史境况的格局下发挥其作用的，故带有地区性的指向”。齐鲁大地是儒学的发祥地和文化厚土，赵法生、颜炳罡等的实践既是向前贤致敬，也带有鲜明的“地域化”特征，他们办书院、办讲堂、办论坛，以“咬牙做去”的勇毅，身体力行地激活儒学的道德实践能力，探索儒学在后乡土社会中修复底层伦理、重建家国天下观念的可能。

作者以“天地人和”谋篇立意，展现了对“第二个结合”之精髓要义的理解。根深才能叶茂，本固方可枝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命脉所在，是根和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天地人和”四字是这种结合传神而精到的诠释。“天”指儒学大道，“地”指尼山圣坛，“人”指当代士人，“和”指命运共同体，四部辐射广阔，形成互为彼此的牢固支撑。作者在每一部分展开时，或立足天命阐发，或立足与时俱进，保留大量的时代细节和个人感喟，提供了非常有见地的分析，从中喷涌而出的是一种中国人都能兴会的共同认知和情感，作者自言的“无私无畏，仗义执言”的写作宗旨也得到很好的贯彻。

康有为曾有“吾既闻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之语，足见中国士人对“大同”之虔敬，在这个意义上，《天下大同》确是一部体现数代人“精神夙愿”的有品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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